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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至今年6月，比利时人斯万·库彭(Sven Coppens)作为国际计划中国区的首席代表刚好满一年。见到《公益时报》的记者，他笑着直言：“你来采访的时机正好。”库彭说，经过这一年，他对于中国儿童福利领域的现状已经有了足够的观察。而通过采访，记者能感觉到，他的这份好心情还来自于国际计划经过在中国的长期发展，已经找到了不同于其他儿童福利组织的专属领域，并在这个方向上有条不紊地前进着。
国际计划成立于1937年，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、规模最大的以儿童为中心的人道主义发展组织之一。1995年，国际计划进入中国，并在四年后将国家办公室定在西安。目前，国际计划(中国)的项目覆盖了包括陕西、宁夏、云南在内的多个省、市、自治区，在儿童保护、儿童早期养育与发展、灾害风险管理等领域都开拓了独有的工作模式。
在未来五年内，国际计划(中国)的目标是，使贫困农村地区的儿童，尤其是边缘化的儿童，生活在一个尊重儿童的生存、养育、发展、受保护和安全等权利的社会里，并充分发挥他们的潜力，使其具有意义地参与社会事务。
谈到这个未来目标的时候，在越南和西非等国家有着多年工作经验的库彭显得十分自信。即便在被问及筹款等困难是否会阻碍目标实现时，他也依然保持着相当乐观的态度，他说：“我们带来的附加价值会让这些问题迎刃而解。”
《公益时报》：在刚过去的国际儿童节，国际计划(中国)举办了什么相关的活动吗?
库彭：在儿童节来临前的一周，我们在社区层级举行了一些庆祝活动。今年并没举办全国性活动的原因是，我们将主要的精力投入在年底的国际女童日(International Day of Girl Child)上。最近，联合国将10月11日定为国际女童日，以倡导女童权利，并特别强调男女平等和对困境女童的关注。
《公益时报》：在你上任以来的整一年时间内，国际计划(中国)做了哪些工作?
库彭：我需要先说明一下，我们的工作并不是以1年作为基本单位的。我们与合作伙伴都采取了长期合作的方式，这使得我们得到了足够开展长期计划的资助。所以，这1年来的工作要放到最近5~10年的长期范围内来看，那就是致力于以下三个主要领域。
第一个领域是儿童早期养育与发展，这一项目的目标群体是乡村地区的弱势儿童，通常为留守儿童。在这个领域，我们分别为0~3岁和3~6岁的儿童创造更多享受早期教育和服务的方式，同时也让他们的家长在项目中受益。该项目是完全通过我们的“儿童幸福家园”(CCDN)实现的，这是一个我们与妇联系统合作建立的协作网络，它覆盖了我们所工作的所有地区。在这一网络覆盖的地区内，无论是留守儿童、贫困儿童和偏远地区儿童，都能得到应有的照顾。
第二个领域的工作我认为意义更加重大——儿童保护。在这个领域内，我们所做的工作实际上是国际计划全球框架的一部分，就是建立一个基于社区的儿童保护机制。我们把所有应涉及的角色都放到这个机制中，比如当地政府、学校老师和安全部门等。这样一个机制实际上也和民政部主导的全国性儿童保护系统相挂钩，同时我们也借助联合国儿童基金会、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和妇联系统的大力支持。
在这个项目中，值得注意的一点是，我们希望增加当地儿童本身在其中的参与。这些孩子们其实比任何人都要了解他们身边的环境，但通常他们的声音却很难传递到国家层面，这是我们希望推动的方面。
从今年开始，我们还在儿童保护领域开展了一项创新，为适龄的青少年提供技能培训，目标是让他们获得一份体面的工作。这项创新其实来自于我在越南期间的实践，我们当时开展了一个庞大的项目，找出在每个乡村地区的工作机会，并专门为这些工种配备相应的培训课程。培训结束后，我们会帮助他们进入人才市场，得到职位，并至少开展为期一年的后续跟踪。在越南和印度，这项工作都很成功，如今在泰国和印尼也开始运作。今年我们与中国的专家一道分析这个项目在中国的可行性。
我们认为，这个项目解决了许多中断教育的青少年的难题。在许多农村地区，免费的基础教育只提供到13~14岁，在这之后，儿童便中断了教育，但他们还不能够依靠这些基础教育获得体面的工作，只能前往劳工市场寻找一些体力工作。这并不是中国特有的问题，在中等偏上收入国家中，这一现象都很普遍。在从生产型经济到增值型经济的转变过程中，中国已经走在了前头，工作的机遇实际很多，下一步，我们就是要联合教育部门和劳动部门的力量，共同把这些乡村青年人的工作机遇挖掘出来。
最后，也是最有趣的工作领域——灾害风险管理。从去年开始，我们开始致力于打造安全校园。我们把自然灾害的防范和儿童联系起来，在校园中找出潜在的威胁，并让学生和老师一道想出避免这些风险的方法。在云南，我们还进行了一项研究，探讨气候变化对于不同性别儿童的影响。在中国这样一个气候和地理条件复杂的国家，这项研究的意义也非同小可。
《公益时报》：相比其他儿童福利机构，国际计划(中国)的这三个工作领域稍显独特，那么这些独特项目的意义在于?
库彭：我们想实现这样一种附加价值，让儿童对生活中的潜在风险做更好的准备，让他们成为解决自己生活中问题的参与者，让社会形成一种氛围——儿童的声音也能被传递出去。在每一种文化氛围下，让儿童的意义都被纳入考虑范围，这也是国际计划的机构愿景之一。
《公益时报》：那么在你提到的中等偏上收入国家中，你认为儿童福利领域的问题是相似性更多还是差异性更多?
库彭：我想两者都有。我认为，在中等偏上收入国家中，中国和巴西是两个在儿童福利领域做了大量工作的国家。巴西的工作做得很早，中国在这方面的投入也不可谓不大，各有各的长处。
我想，比这个问题更重要的是，这些国家应该互相交流各自的经验，而不是低头只顾走自己的路。我也确信中国肯定从巴西的经验中吸取了很多值得参考的部分，现在的关键是如何将国家政策转变成地方政策，再转变成能够落实的行动。而中国这30年来在经济和社会方面都取得了惊人的进步，她必然也是其他国家纷纷效仿的对象。
虽然每个国家的情况都不尽相同，但我们的工作手法还是遵循着基本的原则，那就是各国政府签订的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，这是我们共同的价值观。其次，虽然我们已经进入中国19年，但我们和全球的工作模式都一样，采取一对一的资助方式，让儿童以这种方式获得长期资助，并能将每个国家的不同情况让全世界倾听，这也是我们项目得到长期资助的基础。
《公益时报》：我们的主要捐赠人来自于哪里?近些年是否感觉到筹款上的困难?
库彭：主要来自于个人。每个人通过很小的捐赠，与受益儿童建立起联系，这是我们主要推行的方式，同时就是这种小额的捐赠撑起了大部分的项目。当然我们也有来自于公司和机构的大型捐赠，比如瑞典政府就一直资助我们的儿童保护项目。
如果从筹款机会层面来讲，这个数量的确在下降，在中国的国际NGO都感受到了这种下降。但我并不担心，因为我们有能力主动去适应这种变化。
其中一点就是改变自己，让机构和项目有更多的附加值，让项目更具技术含量。我常常在说，我们要超越慈善的范畴。由此出发，我们并不想做慈善机构在做的项目。1995年，当我们刚来到中国的时候，我们也是做一些普遍性的项目，没有什么重点。但现在的环境迫使我们要成为某个领域的专家，普遍性的项目已经不能让机构保留存在意义了。比如在儿童早期养育与发展领域，我们提倡设立以游戏为主要内容的课程，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指导性教育，这才符合这个年龄段儿童的接受模式。所以在这个领域，我们的很多工作是在做早期教育的方式转型，而不是提供教育者培训，因为中国的软硬件设施都十分完备，那不是我们应该投入的领域。
类似地，我们在每个领域都能为当地儿童福利领域的参与方带来附加价值。由于这种附加价值，我们能够向潜在出资方证明，我们有能力实施我们的想法，也有能力让他们的善款实现这些附加价值。所以对于筹款，我一直保持乐观。
国际计划在许多风雨飘摇的国家也设有办公室，比如苏丹、几内亚比绍等，这些都是刚从战火中走出来的国家，人民高度贫困，在那里，我们能找到的人力资源，无论在数量和质量上都相当有限，所以目前还只能采取普遍性的服务，但即使这样，
我们也能获得大量捐赠。但我们也不会因此就脚踏原地，在国际计划所到之处，我们都争取变成当地儿童福利领域的专家，而不是泛泛之辈。
人物档案
斯万·库彭自2013年6月起被任命为国际计划(中国)的首席代表。
2010年5月至2013年5月期间，斯万·库彭曾担任国际计划(越南)的项目总监。作为国际计划(越南)高层管理团队的一员，库彭全面负责国际计划“以儿童为中心的社区发展”(CCCD)项目的质量和有效性。通过国际计划(越南)的项目团队，库彭负责管理在越南9个省份开展工作的项目办公室，并为其提供以儿童权利为基础的项目支持和指导建议。此前，他曾在国际计划(西非地区办公室)担任地区项目主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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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表于 2014-6-21 00:02:17
